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理论与中国实践_张勋
张勋,杨桐,汪晨,万广华.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理论与中国实践[J].管理世界,2020,36(11):48-63.
研究问题
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理论机制
传统的消费理论（如Duesenbery的相对收入假说、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理论以及Hall的随机游走理论等）都倾向于从跨期消费平滑角度分析消费的影响因素。但家户在现实中往往面临各种约束，这些约束会使得跨期消费无法完全平滑。例如，购物时间模型认为家户消费受到现金的约束，居民需要去银行取钱来满足其消费因此若对现金越依赖，消费水平越低。流动性约束则认为，借贷市场并不是完美的，使得居民无法按照最优路径进行借贷和消费。随之兴起的预防性储蓄理论则认为，预防未来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是居民储蓄的重要原因。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8年以来的高储蓄、低消费现象也基本上被归咎于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金融发展为居民消费提供基础，这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论证。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合理有效的分配资源，让那些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可以方便地利用金融市场实现消费的跨期平滑，进而释放被压抑的消费需求。以银行卡普及率为代表的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有正向促进作用。信用卡额度的提升促进了居民的消费，证明了金融可以缓解流动性约束。作为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体，数字金融自然也具有了金融的特性，因此预期对居民消费也有显著影响。信用卡促进消费的主要机制可能并不是提供支付便利性，而是缓解居民的消费流动性约束。以移动支付为主要手段的数字金融的发展，预期可以进一步打通支付便利性到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为居民消费创造新的动能。
结论
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地提升了居民消费，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提升支付的便利性来促进居民消费，流动性约束的放松并不是数字金融发展提升居民消费的主要原因。
小结
我国最终消费率在短短的几年内从2000年的63.30%降至2008年的49.22%。不过，从2008年起，我国最终消费率经历了“触底反弹”，从2008年的最低点开始稳步上升，到2017年底已上升至53.62%，消费率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从支付便利性的角度证实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缩短居民的购物时间来加消费。紧接着，本文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结合，通过克服内生性的工具变量估计，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消费，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本文从实证上探讨了从数字金融发展至居民消费增长的传导机制，发现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提升支付的便利性来促进居民消费，而流动性约束的放松并不是数字金融发展提升居民消费的主要原因，呼应了理论模型的结论。最后，数字金融的发展尽管更多地提升了农村居民收入，却没有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这一方面证实了预防性储蓄不是数字金融促进居民消费的内在机制，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破除城乡分割的紧迫性。
这篇文章和我以往阅读的论文不同，，以往阅读的文献大多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本文在互联网革命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构建了一个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关系的一般均衡框架，明确了支付便利性是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内在原因。说实话，没怎么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