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金融化、媒体报道与居民杠杆率_刘喜和
刘喜和,白晶.平台经济金融化、媒体报道与居民杠杆率[J].金融经济学研究,2023,38(03):114-125.
研究问题
平台经济金融化与居民杠杆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媒体报道在两者之间发挥的作用
理论机制
截至2021年底，中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持续上升，居民负债总额超过了200万亿元，人均负债高达14.3万元，其增速远远超过同期发达国家的水平，且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快速增长的居民杠杆率会放大宏观经济的脆弱性，给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带来隐忧，一旦出现非均衡性冲击，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平台经济金融化基于数字技术发展和互联网平台资本积累的双重发展逻辑，替代基于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及金融工具的现代金融体系运行逻辑，正在影响并逐渐改变传统金融格局。一方面，大型“平台＋金融”综合体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特征和信用生态数据的优势，加大了居民的消费贷和经营贷规模，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普惠性；另一方面，改变了由银行主导的资金供求模式和定价机制，使得居民在风险性金融资产、存款和房地产投资之间出现资产配置的多种选择。同时，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家庭部门获取投融资决策信息的渠道产生了巨大变化。
平台经济金融化的典型案例如“蚂蚁金服”、“京东数技”、“陆金所”等企业，其业务模式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多渠道获取金融牌照、形成实质上的综合金融经营体向正规商业银行未能覆盖的长尾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该业务模式的基本特征如同“蚂蚁金服”。首先，支付宝作为其生态体系的流量入口，一方面通过线上线下场景的布局触达用户，完成对用户生活场景的全渠道覆盖，使得长尾用户对支付宝产生黏度；另一方面，用户活动轨迹以数据形式被及时记录、搜集和保存，通过云计算技术、特定的模型和复杂的算法，对3亿多实名个人和3700多万企业的行为数据进行动态分析和迭代优化，形成用户的多维度画像，从而打造大数据动态信用体系，奠定了“蚂蚁金服”向传统金融机构无法覆盖的长尾客户提供信贷服务的基础，进而实现了金融服务供给侧的普惠性。二是依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安全管控、物联网和云计算五大领域的技术基础，与金融机构合作，为数亿消费者和数千万商家提供信贷、理财和保险产品，形成金融服务综合平台。如“蚂蚁金服”与中国110家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大型商业银行合作，提供超过6000种不同的风险及收益属性的产品，构筑了一个新的金融服务生态结构，业务规模居全国第一。
与大型“平台＋金融”综合服务商比较，传统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出于自身的收益性、流动性和风险控制等多种因素的平衡，其信贷投放意向基本是按照抵押品价值、外部增信程度和有无国家信用背书等条件设定信贷投放条件，形成以中央企业为核心层、以地方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为次级层、最外围层级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层级结构，直接限制了中小企业、农户和城市低收入家庭对金融服务可得性。根据预防性储蓄假说可知，经济环境不确定性越高，居民部门越会将其资产投入到自身认为保值增值的产品上，以其确保未来的消费。根据流动性约束假说可知，当家庭部门的信贷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消费需求会受到抑制。但平台经济金融化可为居民发放定制贷款，满足居民多样化的贷款需求，有效解决了居民部门的流动性约束，实现了金融服务的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均衡。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体进行投融资和消费决策时并不总是理性的，会受到自身认知偏差以及外界环境的影响。首先，从独立个体的角度，学历、年龄、性别、经验等个体特征以及暴富、赌博和炫耀等心理特征均会导致认知偏差，进而影响个体情绪和行为。其次，从社会个体与群体行为互动的角度，社会或者群体中个体的观点会受到他人观点的影响，个体认为其他人的行为能够提供十分有用的信息，因此个体为了做出正确的决策，会关注、学习和模仿他人的行为。有证据表明中国家庭部门的投融资决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部群体的影响，表现为同群效应或羊群效应。在媒体传播渠道不断多样化、信息含量更为丰富的时代，媒体因能有效降低投资者的信息搜寻时间、处理成本和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个体决策影响的力度越来越大。然而，个体不论是独立的还是处于社会群体之中，其注意力都是有限的，投资者不可能注意并加工所有的信息以达到最优决策，而只能选择性地注意某些信息，由此导致其投融资决策受到媒体的干扰。基于居民注意力的有限性，媒体报道并不总是客观、中立，存在立场偏差，有的媒体报道可能存在需求偏好，意在引致投资者情绪；有的媒体可能对原始信息进行过度加工，传播不实信息、重复转发，只为博取眼球，赚取流量，目的是通过媒体报道吸引投资者注意力，使媒体报道成为投资者注意力资源的分配工具。从现有媒体报道分析，可以发现有两种渠道深刻影响着居民的信贷消费行为，一是大型“平台＋金融”综合体借助媒体不断推送自身金融服务，俘获的居民部门注意力越多，会有更多的用户了解到平台企业聚焦于长尾客户提供的金融服务，借贷过程无抵押、无担保，方便快捷，使得无法从传统金融机构得到贷款的居民转向大型“平台＋金融”综合体借贷；二是当有关房地产和股市的财富效应被媒体大量报道时，媒体情绪的感染和引导俘获了居民的有限注意力，激活其对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乐观预期，坚定了居民选择负债入市的信念和决心，即使持观望态度的居民也可能被引导和动摇，这将会强化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居民杠杆率的正向影响。
主要假设
H1: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居民杠杆率具有正向影响。
H2:媒体报道会强化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居民杠杆率的正向作用；媒体报道在平台经济金融化影响居民杠杆率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测度指标体系
模型见底部原文，指标如下：
居民杠杆率 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
平台经济金融化 14家大型平台的消费信贷业务余额，并取对数
媒体关注度1 对地产和股票的媒体报道篇数加1然后取对数
媒体关注度2 对平台金融化的媒体报道篇数加1然后取对数
媒体情绪1 （媒体正面报道数量－媒体负面报道数量）／（1＋媒体报道总数量）（对地产和股票的报道）
媒体情绪2 （媒体正面报道数量－媒体负面报道数量）／（1＋媒体报道总数量）（对平台金融化的报道）
老年人口抚养比 65岁以上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
少年人口抚养比 15岁以上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GDP
金融发展水平 金融业增加值／GDP
储蓄率 居民储蓄／可支配收入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占年末常住人口比例
财产性收入比 居民财产性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
实证数据期间与来源
本文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为2014-2020年，数据类型为31个省、市、区（港澳台地区除外）面板季度数据。被解释变量居民杠杆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统计局；核心解释变量平台经济金融化数据主要来源于清华大学互联网网络借贷平台数据库、Cornelli et al.构建的关于2013-2019年期间金融科技信贷量和大型科技信贷量的跨国数据库；媒体报道相关信息来源于抖音、今日头条、微信视频号和新浪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并采用十四家平台企业名称、“房地产价格”“股价”“荐股”“财富管理”“投资建议”“基金”等关键词的爬虫数据。控制变量来源于各省份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
结论
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居民杠杆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东、中、西部区域结构看，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居民杠杆率的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较弱；媒体报道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关于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情绪导向越正面，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居民杠杆率的影响越大；媒体报道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具体而言，关于金融化平台企业的媒体关注度和正面情绪导向是平台经济金融化影响居民杠杆率的重要渠道。
小结
本文在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居民杠杆率影响的回归结果中表明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居民杠杆率具有正向影响，促进了居民杠杆率的提升。就微观层面控制变量而言，老年人口抚养比的系数正向显著，表明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会推动居民杠杆率的上升；少年人口抚养比的系数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就宏观层面控制变量而言，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杠杆率显著正相关，可能是由于经济发达的地区，往往房价较高，导致杠杆率不断攀升。随后，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资源分配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相对中、西部地区经济活跃度较高，居民的互联网应用较多，居民消费从过去理性的消费理念向非理性的消费理念转变的速度也较快，特别是年轻人借助于金融科技驱动下的消费金融平台进行超前消费较为普遍，进行了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居民杠杆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居民杠杆率不存在显著影响，主要对东部地区的居民杠杆率水平具有促进作用。为了解决静态面板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估计偏误问题，将滞后一期的居民杠杆率加入模型之中，借助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平台经济金融化对居民杠杆率的影响，并采用系统GMM模型进行估计。进一步说明基础回归结果的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