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标准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_吕学梁
吕学梁,孔凡静,司登奎.最低工资标准与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J/OL].金融经济学研究:1-17
研究问题
检验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理论机制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不仅会对个体劳动者的收入、生产和就业产生影响，，而且会通过个体劳动者影响其家庭经济决策行为和福利水平。低收入群体是最低工资政策实施最直接的受益群体，现有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会显著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而低收入群体风险承担能力相对较低，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不足较为明显。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不仅使低收入群体得到更好保障，实现较为稳定的收入增长；而且能增强其风险承担能力，有助于低收入家庭跨过交易成本门槛，助推其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
收入是影响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家庭收入越高，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比例越高。劳动收入增加会促使投资者增加风性金融资产投资。收入水平越高，家庭能够更好地克服风险性金融资产市场的进入成本和交易成本，因此越可能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收入是影响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结构的重要因素，负向收入冲击会导致家庭增大银行存款的比例。同时，收入风险较低的家庭会增加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出于风险对冲目的，即使面临较高的收入风险，家庭选择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倾向也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因此，家庭收入越高，其在风险性金融资产中的投资概率和投资比例越高。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低收入群体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仅能直接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还能有效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提高。
健康作为背景风险之一是影响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特别地，健康状况既会影响其医疗和消费支出，也会从心理上影响其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偏好，从而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状况。而健康状况可以作为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重要预测指标，居民健康状况越差，面临的劳动收入风险和生存风险更高，因此在资产配置时更加保守，倾向于选择无风险或者风险性较小的资产。相较于健康状况较好的投资者，健康状况较差的投资者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可能性及投资深度相对较低。健康状况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居民健康水平提高，其更倾向于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最低工资标准会对个体健康状况产生显著影响，且较多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改善了低收入群体健康状况。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健康状况的正向影响在低收入群体中相对明显。同时，现有研究还从综合健康、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角度深入分析了最低工资政策的健康效应，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显著降低了劳动者自报健康状况为较差的概率。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会改善低收入群体健康行为，对其生理、心理以及综合健康状况具有促进作用。
主要假设
H1: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会促进低收入群体家庭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并提高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深度。
H2: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可以通过增加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促进家庭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并提高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深度。
H3: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会通过改善低收入群体健康状况，促进家庭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并提高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深度。
测度指标体系
模型见底部原文，指标如下：
是否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深度、最低工资标准的对数值、家庭收入的对数值、健康状况、主的年龄、年龄平方、性别、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户口类型、是否购买社会医疗保险、是否购买商业医疗保险、风险态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率、GDP增速
实证数据期间与来源
本文使用的研究样本主要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库。考虑到最低工资政策主要影响低收入劳动者群体，本文参考段志民（2020）的研究，对2015年CHFS数据库做两方面处理：第一，将男性和女性工作年龄分别设为1660岁和1655岁，筛选出处于法定工作年龄且在职的样本；第二，对低收入群体进行界定，将工资分布30%分位以下样本界定为低收入群体。CHFS问卷对户主的定义是“经济来源的主要承担者或家庭主事者”，家庭的投资决策主要由户主决定（易行健等，2019）。因此，本文提取2015年低收入群体所属家庭的户主信息，并对这部分家庭201７年和2019年数据进行追踪。此外，剔除部分关键信息缺失或存在异常值的样本，将样本根据家庭总收入进行２%水平的双向缩尾，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并剔除户主年龄小于18岁或大于80岁的样本，最终有效样本量为4926个。
结论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会显著促进低收入群体家庭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并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深度，且该结果在经过内生性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会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和改善低收入群体健康状况，进而促进家庭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和提高投资深度。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城镇、签订正规劳动合同和国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家庭中，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小结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否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属于二元变量，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深度为取值介于0到1的受限因变量。因此，本文分别选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而言，本文首先选用Probit模型分析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家庭是否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进一步运用Tobit模型分析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深度的影响。
主回归结果论证了假说1，即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会显著促进低收入群体家庭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并提高其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深度。随后，为弱化内生性问题，选取同一省份GDP最相近三个地级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均值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模型进行内生性处理。这里作者给出了选择依据：同一省份GDP最相
近三个地级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与本地区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水平无关，但同一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地区间的政府管制水平相同，并且政府在制定本地最低工资标准时会综合考虑同一省内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最低工资标准，因此家庭所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关，可见该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和相关性条件。在采用同一省份GDP最相近三个地级市的最低工资标
准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后，与基准 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所得结论一致，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依然显著促进了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并显著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深度。在基准模型中，风险性金融资产包括股票、基金、债券、金融衍生产品、金融理财产品、非人民币资产、贵金属和借出款等。考虑到已有研究将债券中的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券划分为风险性金融资产，而将政府债券归为无风险金融资产。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一致，说明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随后，提高本文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分别将Probit模型更换为Logit模型，将Tobit模型更换为OLS模型并对基准结果进行再检验。回归结果显示，改变计量模型后最低工资标准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充分体现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显著促进家庭风险性资产投资的结论具有高度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