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产出、资本回报与资本流向之谜——基于劳动力价格扭曲视角_柏培文
柏培文,杨伊婧.中国资本产出、资本回报与资本流向之谜——基于劳动力价格扭曲视角[J].金融研究,2020(01):47-68.
研究问题
从劳动力价格扭曲视角解答中国资本产出、资本回报与资本流向之谜
理论机制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再配置在中国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劳动力流动就业，但户籍制度的存在，又给劳动力流动造成了迁移成本，使得分割市场内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无法实现。市场分割在要素流动过程中制造了一定壁垒，无法实现新古典所强调的要素自由流动情况下的市场出清价格。这种价格的偏离是由于劳动力迁移成本导致劳动力供给出现了不够完全富有弹性的情况，因为企业在生产扩张下跨越市场壁垒吸引异地就业的劳动力就必须支付更高的迁移成本。当劳动力供给不完全富有弹性时，厂商的最大化决策条件就会使得劳动力价格负向扭曲出现，即劳动力工资低于其边际产出水平，劳动者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产业后备军压力下的“工资谈判”劣势更强化了这种扭曲;此外利率缺乏弹性又造成了一定资本价格扭曲。这种要素价格的负向扭曲为企业提供了要素市场买方垄断利润来源，劳动力价格扭曲所创造的垄断利润补贴了企业资本回报，同时由于资本价格扭曲的存在，劳动力与资本的垄断利润又能够留存在企业中，保持了投资者的高回报水平，进而促进企业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劳动力价格扭曲对企业资本的超额利润补贴可能是中国经济抵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真正渠道。
劳动力价格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并不能掩盖其对资本所有者的直接补贴，从而支持了中国高资本回报水平得以长期持续。而较高的资本报酬也推动了资本积累的快速进行，高速资本积累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因素。此外，在投资渠道受限的情况下，由劳动者向资本所有者转移的利润又提升了实体经济相对以房地产业为代表的非生产性投资领域的竞争力，能够抑制资本“脱实向虚”，同时劳动力价格扭曲作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重要体现，还构成了对外资流入的强大吸引力。可见劳动力价格扭曲带来的高资本回报、高资本积累水平和优质资本流向结构在经济增长赶超时期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但随着“人口红利”衰竭和要素市场化改革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空间的挤压，劳动力价格扭曲必将逐步得到矫正。如果忽视劳动力价格扭曲在中国经济增长赶超阶段所发挥的作用，不采取措施加以应对，矫正劳动力价格扭曲在提升产出的同时也可能致使资本回报下降并改变资本流向，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主要假设
H1a:劳动力价格扭曲削减了资本产出。
H1b:资本深化是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资本产出的中介机制，劳动力价格扭曲通过加剧资本深化削减了资本产出。
H2a:劳动力价格扭曲提升了资本回报。
H2b:资本产出是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资本回报的中介机制，其削弱了劳动力价格扭曲对资本回报的提升作用。
H3a:劳动力价格扭曲促进了资本积累。
H3b:资本回报是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资本积累的中介机制，劳动力价格扭曲通过提升资本回报促进了资本积累。
H4a:劳动力价格扭曲能够抑制资本“脱实向虚”。
H4b:劳动力价格扭曲能够吸引外商投资流入。
结论
虽然劳动力工资占比实现了一定增长，但增速却一直低于劳动力边际产出增速，因此中国劳动力工资实际是被普遍压低的，劳动力价格扭曲仍普遍存在。劳动力价格扭曲所造成的产出效率损失一直是国内外学者所关注的焦点，但其在经济增长赶超阶段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却被忽视了，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正是劳动力价格扭曲向资本所有者转移的超额利润破除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制约，从而保障了资本积累引擎的持续高速运转。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得到:劳动力价格扭曲造成的资本产出损失并不能掩盖超额利润转移补贴对资本回报水平的直接提升作用;劳动力价格扭曲通过提高资本回报水平形成了地区对投资的持续吸引力，推动资本高速积累;劳动力价格扭曲对资本流向的作用还表现为抑制资本“脱实向虚”和吸引外资流入。
小结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劳动力价格扭曲只是赶超阶段的剩余劳动力流动与市场分割等特殊条件所创造的一种中间状态，必将在跨越“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逐渐消解。劳动力价格扭曲在分配阶段的超额利润转移作用虽然维持了高水平的资本回报，却也削弱了劳动力购买力水平，造成投资消费结构的大幅失衡，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使得资本扩张所提供的产品缺乏市场消化。可见劳动力价格扭曲虽在赶超阶段对破除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制约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扭曲现象及其效应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后，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消解将给经济持续增长带来新挑战。劳动力价格扭曲的矫正将会带来产出效率的提升，却同时将削减资本回报并改变资本流向，导致资本增速下滑，驱使资本“脱实向虚”并加大国际资本流出风险，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需要在扭曲矫正的过程中积极采取措施规避其对资本回报和资本流向的不利影响，如循序渐进、因地制宜地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更进一步加大教育和科研投入，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创造破除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制约的新渠道，使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由资本驱动型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转型，保障我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