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是否导致银行业的风险上升？——基于外资持股比例与海外资产占比的实证检验_马理
马理,何云,牛慕鸿.对外开放是否导致银行业的风险上升——基于外资持股比例与海外资产占比的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20(04)91-111.
研究问题
对外开放是否导致商业银行的风险上升
理论机制
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例，有些国家的银行业借助对外开放的机会，提高了金融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但也有些国家开放银行业后增加了银行业的经营发展成本，产生了一定的金融风险。一般认为，对外开放是否有益取决于行业的发展水平、金融系统的稳健度以及对外开放的程度。如果银行业自身比较稳健，发展水平较高，此时加大对外开放可以提高银行业盈利水平，促进国内银行业发展。但如果银行业自身基础比较薄弱，且本身就积累了很高风险，那么在加大银行业开放过程中，面对强劲的国外金融机构，银行业受到的冲击可能就非常大。
境外投资降低银行风险的传导机制: 第一，商业银行进行境外投资拓展了投资渠道，而投资渠道的多元化可能有助于分散投资风险; 第二，开展境外业务的银行通常比国内经营的银行获得更多的资本流动性，资本流动性的提高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 第三，银行进行境外投资可以降低外部市场的不完全性，将外部市场转化为内部市场，减少贸易风险的同时也降低银行自身风险。
境外投资增加银行风险的传导机制: 第一，商业银行进行境外投资，可能导致银行内部出现委托代理问题，经营者为完成业绩，可能过度承担风险; 第二，银行业境外投资环境往往较国内投资环境更复杂，从而促使不良贷款率上升，银行风险增大; 第三，银行开展境外投资活动可能会面临东道国的系列风险，如市场风险、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等。
外资参股降低银行风险的传导机制: 第一，商业银行引入外资股东后，有利于形成股权相互制衡的局面，避免大股东的道德风险问题; 第二，中资银行引入外资股东能够获得更多的银行资本金、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外资机构参股中资银行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低成本进入中国市场，形成双赢局面; 第三，引入外资股东有利于促进人才相互流动以及信息共享，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能够改善银行经营。
外资参股增加银行风险的传导机制: 第一，外资股东如果减持入股银行股份，可能会导致银行内部结构的改变，同时会向外界传递负面信号; 第二，外资股东与引资行在经营理念和决策机制等方面可能产生摩擦，在相互磨合和学习的过渡期会产生制度不兼容效应，从而可能增加引资行的经营成本与经营风险; 第三，外资股东相比其他类型控股股东可能具有更高的风险偏好，可能会偏好风险高的投资活动。
主要假设
H1a:境外投资与商业银行风险呈负相关关系，境外投资规模越高，商业银行风险越小。
H1b:境外投资与商业银行风险呈正相关关系，境外投资规模越高，商业银行风险越大。
H1c:境外投资可能存在着“度”，在“度”的临界点两侧，境外投资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H2a:外资参股与商业银行风险呈负相关关系，外资持股比例越高，银行风险越低。
H2b:外资参股与商业银行风险呈正相关关系，外资持股比例越高，银行风险越高。
H2c:外资参股可能存在着“度”，在“度”的临界点两侧，外资持股比例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实证数据期间与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包括了5家大型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375家城商行和农商行，共计392家商业银行。依照研究惯例，将5家大型商业银行称为大型商业银行，其他银行称为中小型商业银行。 检索了从2007年至2017年，有记录的商业银行的所有季报、年报与公告材料，甄别出对外开放的微观数据，若季报、年报与公告材料中没有披露，就通过电话咨询该银行的董事会或者办公室核实与确认相关信息，宏观经济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结论
1.外资参股中小型商业银行的比例可能不宜过高。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对中小型商业银行而言，外资持股比例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存在着临界点，超过临界点后，继续加大外资持股比例可能会增加银行风险，所以中小型商业银行应当保持适当的外资持股比例，不宜盲目引入过多外资。目前，我国已取消对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由于降低了进入壁垒，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的步伐可能会加快，可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政策法规。
2.鼓励中小型商业银行加大境外投资的力度。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对中小型商业银行而言，境外投资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存在着临界点，超过临界点之后，加大境外投资规模可能降低银行风险，所以更大规模的境外投资对中小型商业银行利大于弊。目前，我国中小型商业银行境外投资的力度普遍较小，加大境外投资力度能加快中小型商业银行的国际化进程，提高全球服务能力。中小型商业银行可以尝试通过自身的经营和学习，克服东道国市场经营的不利因素，充分利用多市场资源，扩大银行市场份额和客户群，提高中小型商业银行抗击风险的能力。
3.大型商业银行可以根据特定时期的目标选择对外开放的力度。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对大型商业银行而言，目前外资参股对大型商业银行的风险没有显著影响。但数据显示，境外投资规模对大型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存在一个阈值区间，在阈值区间内境外投资可能导致大型商业银行风险上升，建议大型商业银行基于特定时期的目标调整对外开放策略，达到降低银行风险的目的。
4.强化风险预警与防范手段，在银行业的对外开放过程中实施宏观审慎的原则。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不管是中小型商业银行还是大型商业银行，在对外开放的临界点两侧，商业银行风险都体现出不同的趋势特征。我国商业银行的差异性非常大，不同类型不同规模商业银行的最佳对外开放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建立特定商业银行的风险预警机制显得非常重要。建议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的发展特色，测算并确定外资参股与境外投资的最佳程度，积极参与并审慎评估对外开放对本银行风险的各种影响，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谋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同时做好压力测试，预估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极限风险，制定防范风险的措施。一旦出现风险敞口的暴露，能做到稳妥有序地处置，避免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
小结
本文关于模型内生性方面的论述很吸引我，计量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主要由双向因果关系或者遗漏重要变量等原因造成，所以主要从这两个方面来对内生性问题进行说明并进行稳健性检验：
双向因果关系：除了对外开放会影响银行风险，银行风险也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对外开放。因此通过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来减轻对外开放指标和银行风险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了四个工具变量:第一个工具变量是政策变量，考虑到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相应的银行业体制改革，设定政策变量在扩大对外开放的2013年以后取值1，其他年份取值0。第二个工具变量是类型细分的银行性质，因为银行性质和对外开放的联系往往很紧密。例如，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更加倾向境外投资，而外资参股可能更加倾向于城市商业银行，而非农村商业银行。第三个工具变量是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往往和银行业的外资参股和境外投资体现出同步变化性。第四个工具变量是滞后期的外资参股和境外投资，因为选择滞后期变量可以有效防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
遗漏重要变量：模型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尤其是遗漏银行风险指标Risk(it－1)，因为前期的银行风险可能对当期银行风险产生持续的影响，但当解释变量添加银行风险Risk(it－1)后，会造成动态面板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考虑采用系统GMM方法来减轻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理由是:当模型中存在多个内生性变量时，IV法不太适用;系统GMM适合解决动态面板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并且该方法适用大N和小T的样本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