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出口增长与低加成率陷阱_戴翔
戴翔,马皓巍.数字化转型、出口增长与低加成率陷阱[J].中国工业经济,2023(05):61-79.
研究问题
将数字化转型引入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基于一般均衡的理论推导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出口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理论机制
受制于要素禀赋等现实约束，长期以来，中国只能依托“人口红利”等形成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以“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由于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承接的主要是附加值相对较低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因此，与出口规模快速扩张相伴随的另一重要现象，便是理论和实践部门所诟病的“中国出口贸易只赚数字不赚钱”。针对中国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大量实证和经验研究表明，依托“血拼式”的低价竞争，是中国出口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方式。近年来，针对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测算也同样表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从附加值创造角度看中国所处分工地位确实不高，说明低价竞争依然是中国实现出口规模扩张的主要优势来源。毋庸置疑，依托低价格竞争优势实现出口规模扩张，不仅会陷入“低加成率陷阱”从而影响出口贸易效益提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反倾销等贸易摩擦问题，不利于出口贸易健康
和可持续发展。
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以低价竞争的方式涌入国际市场，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具有选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且取得了包括“出口驱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然而，在国内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出口贸易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尤其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后，要继续发挥出口贸易的开放引领作用，就必须转向高质量发展。针对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纵然可以从很多维度进行理解，但是改变以往低价出口竞争模式，无疑是推动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和必然结果。影响出口贸易的因素众多，传统研究在产品同质性的隐性假定下，认为中国出口价格优势是推动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但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发展，一些学者开始从出口技术复杂度、出口质量等异质性视角展开分析，认为出口质量提升是引致“出口奇迹”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在影响出口增长的诸多因素中，技术变迁和要素禀赋优势变化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正在重构全球贸易格局，是实现国际贸易与产业变革动能转换的重要助推器。尤其是在“逆全球化”趋势下，通过数字化转型为国际贸易赋能，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是当前中国开放型经济学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在立足于不同企业、产业特点与异质性需求基础上，要加快推进重点产业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动实现出口动能转换。事实上，数字经济对出口市场产生的深远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关于数字化转型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也引起学术界广泛讨论。大多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对出口具有积极效应。已有研究发现，信息技术（ICT）的广泛应用，能够通过降低信息搜寻与分销成本进而促进出口增长。不仅如此，互联网、电子商务在企业中的普及，能够促进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提升企业出口绩效，从而进一步引致企业向“数字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然而，上述研究仅从信息技术或者互联网等数字经济某一领域入手，无法反映数字化转型的全貌。另外，由于数字化转型方向各异等原因，目前学术界对数字化转型并未给出清晰定义，对数字化转型的测度没有统一方法。部分学者从宏观角度出发，在基于数字经济范围界定上，对其规模与附加值进行直接测算，但更多研究通过构建多维指标评价体系，综合考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此外，关于企业微观层面的测度，部分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从企业数字化内容与过程入手，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此同时，也有研究指出，文本分析法为综合全面地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能。
主要假设
H1: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增长。
H2: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加强行业竞争程度促进企业出口增长。
H3:从整体层面看，数字化转型是否提升了企业出口价格加成率，结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具体取决于价格和非价格两种不同竞争机制可能产生的相反结果。
实证数据期间与来源
本文企业微观层面的数据来源于CSMAR上市公司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前者涵盖了上市公司详细的公司治理与财务指标数据，后者提供了企业进出口相关数据。根据研究需要，本文按照两个数据库中的企业名称、企业办公地址、邮政编码、法定代表人、企业办公电话后七位等规则进行序贯匹配，最终整合得到本文所需基本研究数据库。在后文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还使用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并与中国海关数据库进行合并。本文宏观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CSMAR数字经济专题数据库”“企研数据——数字经济产业专题数据库”等。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区域创新创业指数分别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目的地层面的数据来源于CEPII经济地理数据库与Penn World Table 10.1数据库。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缺失年份参考陈梦根和张鑫（2022）的做法进行填补，以形成投入产出序列表。综合考虑中国数字经济自2010年起开始快速发展的现实特征，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最终将样本区间设定为2011—2015年。
结论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的确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出口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强化竞争产生；数字化转型整体上没有推动企业出口动能从价格竞争成功向非价格竞争转变，相反，更有促使出口企业进一步陷入“低加成率陷阱”的发展趋势；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增长的推动作用，仍然依赖于价格竞争机制而不是转向非价格竞争机制，主要是因为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加侧重于电子商务等互联网销售和消费层面，基于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为主的数字化转型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即数字化转型的“结构性失衡”是可能导致出口企业进一步陷入“低加成率陷阱”的原因。
小结
在基准回归中，在控制相关固定效应基础上，本文拟对控制变量采取递进回归策略。首先，排除控制变量进行估计，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即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digital）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次，在原有基础上加入地区、城市与目的地层面的控制变量进行估计，结果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此外，将与企业有关控制变量纳入控制变量集进行回归，核心解释变量系数较之前虽有所缩小，这可能是相关影响企业出口的因素被企业控制变量吸收所致，但其符号与显著性均没有发生改变。考虑到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综合了宏观与微观构建的指标评价体系，而此处理方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指标的指向性，从而会影响实证结果。换言之，为了确保后文进一步开展实证分析所得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需回答一个问题，不加入宏观指标会使得上述结果发生改变吗？为此，本文在前述指标体系中单独剥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将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digital_F）再次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仍显著为正，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差别仅在于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大小略有下降，而这一微小的差异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前文的判断，即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所能达到的经济效果，不仅取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本身，同时还取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整体宏观环境。可以认为，本文将宏观和微观指标相结合的处理方式是科学和适用的，后文实证研究也基于这一指标展开。总之，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假说1得到初步验证。
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工具变量检验等方法，结果表明本文结论稳健。其中工具变量检验：首先，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地区数字基础设施配套越完善，越有利于当地企业出口贸易的发展，进而更能推动该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因此数字化转型与出口之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其次，综合测算的数字化转型指标可能存在测量偏误，致使与数字化转型存在相关性的不可观测变量受到影响，进而使得经验估计结果存在偏差。鉴于此，本文需构建适宜的工具变量对上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