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养老模式研究——基于时间银行的拓展路径_李海舰
李海舰,李文杰,李然.中国未来养老模式研究——基于时间银行的拓展路径[J].管理世界,2020,36(03):76-90.
研究问题
探明时间银行的构建思路，并通过时间的时间价值、简单劳务与复杂劳务换算、是否回到物物交易、时间储蓄继承制度的理论探讨和政府市场共同发力、加强信任机制建设、融入现代信息技术的保障措施解决了时间银行“规范运行”、“公平交易”、“通存通兑”、“转移接续”等时间置换与时间序列难题。
理论机制
人口老龄化是指由于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而导致的老年人口相对增加，进而致使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已是全球性的人口发展趋势，亦是世界上最难解决人口问题之一。国际上通常把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中国在1999年正式宣布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养老压力的不断增大，中国养老保障体系问题重重，传统养老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调查”课题组2018年的调研数据，近七成居民对养老资金来源表示忧虑。
养老模式，是指为老年人提供经济保障、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3个方面养老保障的方式。在上述3个方面中，经济保障是构建养老模式的基石。中国养老模式分为国家养老、家庭养老、自我养老3种，3种养老模式并非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而是基于发挥优势和弥合不足共同服务于老年人口。1.国家养老。国家养老是由政府制定养老服务政策并保障实施的一种养老模式，核心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国家养老经费来源渠道较多，包括政府拨款、社会捐赠、福利彩票、公益慈善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的资金投入等，这可从源头上保障老年人晚年的基本生活。然而，中国国家养老保障体系尚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养老覆盖面小且保障力度低。面临老年人口不断增加（每年新增800多万）、新生人口逐渐减少的困境，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健康产业蓝皮书：中国大健康产业发展报告》预测，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达4.83亿人；另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老龄协会发布《奋进中的中国老龄事业》预测，2035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4，2050年前后将超过1/3。然而，根据任泽平等（2019）在《中国生育报告2019》中预测，2030年中国新生人口将降至1100多万，较2018年减少26％，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2050年将比2018年大幅减少24％。一方面，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健全需要耗费大量资金，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资金问题更为凸显；另一方面，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加剧了社会保障资金的短缺，进一步增加了国家在此方面的财政压力。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赡养率为39%，养老保险收支缺口（剔除财政补贴）超过4500亿元，加之效益差的企业常年欠交养老保险费用，使得资金缺口持续扩大。2019年，中央对地方的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预算数为7391.87亿元，较2018年执行数增长10.9%。可见，单纯依靠国家解决养老并不现实，当前国家只能承担满足养老基本生活需求的职责，随着社会养老问题的日益严峻，要实现老年人更高品质的退休生活还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以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具备“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社会特征，社会资源保障力度较低，国家财政资金支持有限，难以对老龄化人口提供全面、高质量的养老保障。2.家庭养老。家庭养老是中国传统养老模式之一，其实质是一种环环相扣的反馈模式。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3个方面，家庭养老依靠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单位为载体，更能主动承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和责任。家庭养老降低了国家的养老开支，一旦政府的保障职能不能如期兑现，可以规避国家养老在资金支持方面的风险，同时不存在服务和交易费用等成本问题。中国目前解决养老问题主要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家庭养老优势较为突出。家庭养老是把基本的养老负担转化为家庭责任，一般主要由子女担负，然而在实施多年的计划生育国策影响下，家庭养老带来的经济压力开始凸显。首先，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果不断加深，独生子女家庭增多。根据年龄移算法估计，截至2015年底，中国独生子女总量为2.246亿人，占同期出生人口总数的43%。对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专项调查发现，由独生子女新组成的家庭需要供养男女双方父母，经济压力倍增，对家庭养老的支持意愿较低。例如，独生子女家庭难以承担持续上涨的医疗保障与生活消费支出，其为老年人提供的必要养老费用持续削减。其次，当子女面临较高的工作压力而以工作为重时，“空巢老人”现象较为普遍，“四二一”的家庭结构致使老年人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不足。在此情形下，家庭养老模式大多形同虚设，同时导致家庭养老演变成尖锐的社会问题。现实社会已失去了传统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基础，依靠自我积累和社会资源养老成为解锁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困境的关键所在。3.自我养老。自我养老是一种经济自立的养老模式，即每个人都是解决自身养老问题的关键责任主体，因而个人必须通过自我劳动以实现上半生养下半生。“自我养老论”的学者认为，中国农村20世纪80年代末的养老模式以家庭养老为主，自我养老也占一定比例，原因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和受益者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他们完全具备自我养老的能力。就中国农村的现状而言，留守老人依然实行自我供给模式，这是在城镇化和老龄化双重作用下激发的农村“公共性”问题的“私化”处理的结果。基于中国农村自我养老的发展逻辑，中国农村未来的养老模式应参考以自我养老为基础的综合化养老方向，不断增强老年人的自我养老意识，逐步提升老年人经济上自我供养的能力。自我养老具有多重优势，从老年群体看，其生活质量、家庭地位、自我价值都会因为自我养老而提升；从整个社会看，自我养老具有重要经济意义，它降低了老年人的社会索取，创造了老年人难以替代的社会价值；从国家战略看，自我养老使得老年群体和社会互动的时间延长，这有利于老龄化社会整体发展战略的实现。此外，自我养老有助于在全社会培养依靠自己养老的观念，号召当下的中青年群体为其日后的养老保障储蓄所需的资源基础，以此减少对养老问题的后顾之忧。概括说来，自我养老可分为以下两种具体形式。
1.金钱养老
自我养老的本质是老年人自己为自己提供保障。每个健康的人都应把年富力强阶段所创造的财富存储到老年阶段取用，为自我养老提供所需的物质保障。老年人是以自己过去的财富创造养活自己，即“前半生养后半生”。因此，充足的收入储蓄是自我养老的物质基础。这里，金钱养老的本质在于金钱储蓄的数额。然而，低收入老龄化群体收入相对微薄，无法全面覆盖所需养老支出。金钱养老主要取决于国民经济分配中个体的收入水平以及所占国民收入分配的额度。通过回归分析，以往研究中探讨了不同人群对养老模式选择的特点，证实男性、收入较高的群体较倾向于金钱养老。但是，现阶段金钱养老模式的困局在于不平衡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造成贫富不均的两级分化。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基尼系数在0.474，已超过0.4的“警戒线”标准，证明贫富差距较大，收入高的群体自然依靠前半生的金钱储蓄养老，而收入低的群体则对自我养老准备严重不足。
2.劳务养老
劳务养老是指老龄人在身体健康、能继续从事生产劳动或工作的情况下，通过劳动赚取养老所需的物质资源，同时在劳动工作中获得尊重和满足。劳务养老是低收入老龄化群体应对金钱养老困境的现实选择，既解决了他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也是他们最为依赖的谋生手段。劳务养老适用群体广泛，任何拥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可以参与，这已成为保障低收入老龄化群体养老生活最直接有效的方式。立足于低收入老龄群体对更多养老储蓄的诉求，陈赛权提出了“自我积累的养老范式”：社会个体应当追求养老资源存量，在年轻时为年老时积累足够的养老资源，从而减少国家、家庭的养老负担。同时，满足养老的经济基础、人文关怀与养老质量。具体而言，就是健全以服务储蓄为主的劳务养老保障体系，时间银行就是其具体运作模式。实践证明，时间银行模式下的劳务养老可以成为解决低收入老龄化群体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通过时间银行，社区居民可以把自己服务他人的时间“储存”起来，等到有需要的时候“支取”他人服务时间，由此把服务者和被服务者融合为一体，促进养老服务活动的双向流通，从而极大地缓解国家和家庭养老服务的压力。
思路构建
时间银行（Time Bank）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Edgar S. Cahn 提出的补充性货币系统——“Time Dollar”发展而来的，主张以简单的数学逻辑实现时间等价的置换（Cahn，2001）。Tucnik 等（2016）将其原则简单地描述为，利用时间作为一种“货币”，以承认并回报人们对他人所做的贡献。并且，这种“货币”既可以储蓄，又可以流通。在中国，时间银行被看作志愿活动的一种，即以时间作为一种凭证，来为志愿者向他人提供的服务背书，而当志愿者本人需要帮助时，储蓄的时间可换取其他志愿者的等时、等质的服务。建基于时间凭证的界定基础，进一步从服务对象视角完善了时间银行的内涵，即专门强调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具体而言，低龄老人将为高龄老人提供服务的时间进行累积，低龄老人迈入高龄阶段时，再从“储蓄机构”中提取对等的服务时间。结合时间银行的创办形式和发展特征，时间银行实质上是一个建立在善意与制度基础之上的跨时间、无边界的资源转换平台，参与者通过将自身创造的劳动价值以时间为单位量化，不断形成自我养老的资源积累。与传统养老模式相比，时间银行更具经济性、平等性、互利性和循环性等特征。经济性特征主要表现为：时间银行是一种独特的基于交易的互助系统，用户之间并不涉及金钱往来，不以盈利为目的，大幅度降低服务成本，通过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使自我养老金钱资源不足或经济状况不好的人们通过合理使用时间以实现劳务养老保障。平等性特征可归纳为：时间银行不仅是一个社区建设工具或志愿服务工具，也是一种社会民主载体，每个人既是时间银行的使用者，也是时间银行的创造者，用户的身份在时间银行中是相同的，这有助于减少与金钱、地位和权力相关的等级差距，拉近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解决贫困人口的社会排斥问题，以平等的精神关心社会弱势群体，满足他们的需求。互利性特征主要体现在：时间银行用新的方式将服务寻求者和服务提供者联系在一起，用户将自己的服务时间等值换取被服务时间，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解决自身的困难，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利互惠，最终作用于提高彼此的生活质量循环性特征可概括为：时间银行较好地组织和利用了社会闲置的人力、物力资源，用户通过自己现在的付出换取别人未来的帮助，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他，克服了个人的边界能力和时间价值的界限，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可循环的互助关系网络。
结论
对个人而言，通过时间资源共享，时间银行集聚社会各方力量、拉近彼此社会距离、改善社区居住氛围、强化团队集体意识、增强自我保障能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构建出一个既能符合老年人需要又能契合老年人心意，同时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养老保障体系。特别是对低收入老龄化群体，基于“互通有无、互帮互助”的理念，时间银行不仅为其解决养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化平台，还能促进这部分老龄化人口自理能力的提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时间银行为低收入老龄化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使他们在为他人服务的同时练就自身过硬的业务能力，并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进而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承担更多责任。对国家和社会而言，时间银行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鉴于政府和社会资源的短缺，养老问题愈发成为沉重的国家和社会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时间银行为大多数收入不高、购买能力不足的老年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养老模式，通过有效整合社会闲置人力和物力资源以促进共享消费，有利于有效降低养老的个人成本和社会支出，综合提升国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时间银行是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动力，有助于促进形成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相匹配的共享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不断深化，时间银行养老模式可以获得更优的环境支持。此外，时间银行不仅助力于生活服务活动，还可应用到生产服务活动。例如社区打工、企业兼职、农田帮工等。无论是退休人员还是在职人员，因工作形式不同，拥有大量的个人可支配时间，这些时间是一种可以被共享的闲置资源。并且，这些碎片化的闲置资源，完全可以用来参与时间银行的生产活动，这会产生两方面的效益：一方面，时间银行的有偿激励机制可为参与者提供一份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将来未知的养老风险；另一方面，生产单位通过时间银行将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向成本后移制转变，缓解了现阶段较高的缴费负担与经济压力。从整个社会看，时间银行节省了现阶段的社会财富，将目前更多的资源投入社会的扩大再生产，从而有利于提升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提高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能力。
小结
本文总结了我国三种养老模式：
1.国家养老
国家养老是由政府制定养老服务政策并保障实施的一种养老模式，核心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国家养老经费来源渠道较多，包括政府拨款、社会捐赠、福利彩票、公益慈善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的资金投入等，这可从源头上保障老年人晚年的基本生活。然而，中国国家养老保障体系尚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养老覆盖面小且保障力度低。面临老年人口不断增加（每年新增800多万）、新生人口逐渐减少的困境，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健康产业蓝皮书：中国大健康产业发展报告》预测，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达4.83亿人；另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老龄协会发布《奋进中的中国老龄事业》预测，2035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4，2050年前后将超过1/3。然而，根据任泽平等（2019）在《中国生育报告2019》中预测，2030年中国新生人口将降至1100多万，较2018年减少26％，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2050年将比2018年大幅减少24％。一方面，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健全需要耗费大量资金，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资金问题更为凸显；另一方面，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加剧了社会保障资金的短缺，进一步增加了国家在此方面的财政压力。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赡养率为39%，养老保险收支缺口（剔除财政补贴）超过4500亿元，加之效益差的企业常年欠交养老保险费用，使得资金缺口持续扩大。2019年，中央对地方的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预算数为7391.87亿元，较2018年执行数增长10.9%。可见，单纯依靠国家解决养老并不现实，当前国家只能承担满足养老基本生活需求的职责，随着社会养老问题的日益严峻，要实现老年人更高品质的退休生活还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以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具备“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社会特征，社会资源保障力度较低，国家财政资金支持有限，难以对老龄化人口提供全面、高质量的养老保障。
2.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是中国传统养老模式之一，其实质是一种环环相扣的反馈模式。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3个方面，家庭养老依靠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单位为载体，更能主动承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和责任。家庭养老降低了国家的养老开支，一旦政府的保障职能不能如期兑现，可以规避国家养老在资金支持方面的风险，同时不存在服务和交易费用等成本问题。中国目前解决养老问题主要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家庭养老优势较为突出。家庭养老是把基本的养老负担转化为家庭责任，一般主要由子女担负，然而在实施多年的计划生育国策影响下，家庭养老带来的经济压力开始凸显。首先，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果不断加深，独生子女家庭增多。根据年龄移算法估计，截至2015年底，中国独生子女总量为2.246亿人，占同期出生人口总数的43%。对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专项调查发现，由独生子女新组成的家庭需要供养男女双方父母，经济压力倍增，对家庭养老的支持意愿较低。例如，独生子女家庭难以承担持续上涨的医疗保障与生活消费支出，其为老年人提供的必要养老费用持续削减。其次，当子女面临较高的工作压力而以工作为重时，“空巢老人”现象较为普遍，“四二一”的家庭结构致使老年人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不足。在此情形下，家庭养老模式大多形同虚设，同时导致家庭养老演变成尖锐的社会问题。现实社会已失去了传统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基础，依靠自我积累和社会资源养老成为解锁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困境的关键所在。
3.自我养老
自我养老是一种经济自立的养老模式，即每个人都是解决自身养老问题的关键责任主体，因而个人必须通过自我劳动以实现上半生养下半生。“自我养老论”的学者认为，中国农村20世纪80年代末的养老模式以家庭养老为主，自我养老也占一定比例，原因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和受益者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他们完全具备自我养老的能力。就中国农村的现状而言，留守老人依然实行自我供给模式，这是在城镇化和老龄化双重作用下激发的农村“公共性”问题的“私化”处理的结果。基于中国农村自我养老的发展逻辑，中国农村未来的养老模式应参考以自我养老为基础的综合化养老方向，不断增强老年人的自我养老意识，逐步提升老年人经济上自我供养的能力。自我养老具有多重优势，从老年群体看，其生活质量、家庭地位、自我价值都会因为自我养老而提升；从整个社会看，自我养老具有重要经济意义，它降低了老年人的社会索取，创造了老年人难以替代的社会价值；从国家战略看，自我养老使得老年群体和社会互动的时间延长，这有利于老龄化社会整体发展战略的实现。此外，自我养老有助于在全社会培养依靠自己养老的观念，号召当下的中青年群体为其日后的养老保障储蓄所需的资源基础，以此减少对养老问题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