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冲击下青年初次就业的疤痕效应_刘金东
刘金东,唐诗涵.劳动力市场冲击下青年初次就业的疤痕效应[J].财贸经济,2023,44(08):127-141.
研究问题
实证研究劳动力市场负面冲击对青年就业群体收入分配的影响
理论机制
已有大量分国别的微观研究探讨了初次就业市场表现对未来收入的长期影响，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冲击下初次就业群体收入水平的长期滞后效应，经济下行时期初次就业市场不景气会给初次就业者造成持久收入损失，这一现象称为“疤痕效应”。这意味着在劳动力市场冲击下，我们不能仅关注就业数量维度的失业率，青年失业率向就业质量维度的内在传导机制同样不容忽视。对于初次就业市场表现的长期影响研究在中国尤其重要，国内劳动力市场二元化分割严重，形成了规范就业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保障程度低、就业稳定性差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一旦不能在初次就业时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则极易终生受到不利影响。
初次就业市场不景气会对青年群体的收入水平产生直接的短期影响。从劳动力市场需求侧来看，经济下行期的岗位雇佣规模会收缩，企业倾向于在经济下行期调整岗位需求规模，相比裁减存量老员工而言，降低
增量员工的招聘规模更易于实施，不会带来法律成本和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冲击，故而初次就业的青年群体相比已经在职的中老年群体受到的影响更为强烈。除了招聘规模，企业也会进一步调整招聘结构，优先选择有工作经验的老员工，以尽力降低企业在经济下行期的运营成本。即使是已经入职的青年员工，在企业不得不裁员的“失业配额”机制下也会因为缺乏专用人力资本积累而被当作首当其冲的裁减对象。由此可见，青年初次就业群体是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冲击的“就业调节器”。从劳动力市场供给侧来看，青年就业者很难降低自身的劳动供给数量，故而需求收缩下出现了供需失衡的局面，造成青年就业者搜索成本更高，实现员工－岗位最优匹配的时间更长。青年就业者想要快速解决就业问题，就需要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差的岗位。即使有青年人通过缓就业、慢就业来改变劳动供给的时间配置以规避冲击，但由于失业等待时间意味着人力资本积累为零，等待机会成本太大，可能会促使大学生遭受更为严重的经济损失。就业数量向就业质量的传导机制，认为当代表就业数量维度的失业率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将影响就业者预期，促使就业者退而求其次接受质量更低的工作岗位，从而向代表就业质量的收入端传导，最终影响就业者的薪资水平。此时，失业率指标相当于向市场发送了一个可置信的威胁信号，从而迫使青年就业者遭受收入损失。
初次就业市场表现对青年群体就业质量的长期影响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一是低质量的人力资本积累。更差的初次就业机会意味着更低效的专用人力资本积累过程，让就业者很难在未来获得好的内部晋升和外部跳槽机会。起点越低，未来工作岗位变动越频繁，每一段工作岗位的滞留时间越短，故而积累专用人力资本的机会更为不足，累积效应下造成个人很难在未来胜任一个高薪岗位，从而在长期视野下抑制了收入增长空间。二是年龄的局限性。随着青年就业者成家立业，外部“跳槽”和内部调整岗位所需要连带做出的家庭调整成本也越来越大，故而对青年就业者而言，其所获得的第一份工作很可能成为其未来的长期归宿劳动者一生之中2/3的薪资涨幅是在参加工作的前十年中实现的，这一生命周期视野下的收入规律也让初次就业市场表现成为决定个体持久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三是信号筛选作用。根据筛选理论，初次就业质量释放了个体能力信号，雇主为了廉价获得信号，会异常重视上一任雇主给予的岗位质量高低，以快速判断该员工的工作能力。以临时工、兼职工等为主的低质量就业岗位很难转为全职员工，正是因为雇主并不能有效辨别一个工作能力不强但幸运获得全职工作的人和一个工作能力突出却不幸未获得全职工作机会的人，故而会将未获得全职工作看作工作能力不足的信号，从而让青年就业产生严重的历史路径依赖。四是非经济因素的连带影响。初次就业市场不景气不仅会影响青年就业结果，还会带来非经济性影响。失业状态下的死亡率会显著高于就业状态，劳动力市场疲软下的收入降低和不稳定性增加促使个人健康投资减少和慢性压力增大，是造成健康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这些非经济层面的影响又会进一步导致人
力资本积累速度放缓和持久收入水平降低，从而间接带来更加长远的负面影响。
实证数据期间与来源
以2003年SARS疫情为冲击，选取样本量充足且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UHS）微观数据来验证以上研究假设。UHS数据由国家统计局调查获取，涵盖北京、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甘肃和云南16个省市。考虑到研究需要，首先进行了必要的数据清洗，只保留16-65岁的受雇就业者，后续根据研究需求，进一步按照16-24岁、16-28岁提取青年初次就业群体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去除四类异常值样本：本地居住年份大于年龄的样本，工作年限大于50年的样本，户口状况缺失的样本，纯工资收入为零且其他劳动性收入或者经营性收入不为零的样本。收入和消费疤痕效应的分析需要使用冲击发生后每个年份的情况，故而本文回归分析主要基于UHS2003-2008年的截面数据。例如，2006年UHS截面数据提供了个体和所在家庭的收入消费统计，我们以该年度收入和消费支出来评估冲击发生３年后的滞后影响。
结论
失业风险冲击显著加剧了青年就业质量不足、人力资本错配问题，带来相对收入降低的疤痕效应，这一影响平均持续4年才逐渐消失，该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对于低学历和体制内群体的收入影响更大，性别间和不同地区之间并无显著差异。青年群体收入水平的下降阻碍了消费升级，在短期内可能因为超前消费保持了消费升级态势，但对发展享受型消费的负面效应从第二年开始显现并持续到第五年，低学历群体受到的影响要显著大于高学历群体。
小结
令人唏嘘！！！
本文在异质性检验部分检验了消费的疤痕效应。回归结果显示，人均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受到的消费惩罚年限持续更长，达到5年时间，表明其调整的弹性空间更大，也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冲击下，收入下降压力促使家庭消费质量出现下滑，这对我们推动消费升级产生了不利影响。除了人均消费支出的绝对数额，我们也考察了消费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消费率口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消费支出还是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以消费率口径估计的消费疤痕效应惩罚维持年份分别达到3年和5年。消费率口径估计结果出现第一年不显著的奇特情形，这可能是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由于封控政策造成居民无法及时消费，在解除封控后出现报复性消费反弹，在新冠疫情数次解除封控后也出现类似情况。由于政府主导的疫情隔离以保障基本生活为前提，故而并不影响基本生活消费，但阻碍了发展享受型消费。因此，在报复性消费反弹阶段，青年消费水平将和收入出现短暂脱钩，且主要追加的是发展享受型消费支出。进一步考虑消费结构口径，检验发展享受型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如何受到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影响。结果显示，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受到的消费疤痕效应维持了5年时间，与前文分析结果保持一致。同时，第一年不显著，在去掉全年消费支出超出当年可支配收入的超前消费家庭样本后第一年变成显著为负，也与前文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