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即期效用和终生效用的双重视角_龙莹
龙莹,李壮壮.教育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即期效用和终生效用的双重视角[J].财贸研究,2023,34(12):14-22+63.
研究问题
受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的即期效用和终生效用的影响
理论机制
基于人的消费属性，国内外学者围绕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 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已有研究普遍发现，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在作用大小上，不仅与经济发展程度有关，还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制度、社会保障水平和收入分配方式密切相关。 二是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 早期文献主要研究教育程度对居民在食物和非食物消费结构上的影响。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消费品的种类和质量有了更高的需求，学者们对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划分也越来越多样化。 基于此，一些文献更为细致地研究了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同样具有异质性，不同性别、不同文化、不同居住区域和不同风俗习惯的群体在消费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成年男性趋向于高质量产品的消费，女性更偏向于产品的多样性；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更倾向于保守型消费。 进入互联网时代，随着消费和支付方式的变化，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即从消费观念、消费技能和消费组合等方面探讨教育程度与自身消费能力的关系。
根据拉姆齐的家庭效用水平决定理论，居民消费的即期效用和终生效用直接由居民的当前消费性支出水平和终生消费性支出水平决定，而居民的消费性支出水平不仅受家庭收入的影响，还与家庭成员的消费习惯和偏好直接相关。 归纳起来，受教育程度可能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居民消费的即期效用和终生效用产生影响。首先，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积累，是个人工资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居民受教育程度与自身显性工资的关系已得到学界广泛证实，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情况下，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工资水平越高。 收入水平提高，可以带动人们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改善，消费的即期效用随之提升。 其次，根据储蓄动机理论，在不考虑文化和制度因素对家庭储蓄产生影响的假设下，家庭储蓄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未来消费，二是使财富保值增值。 基于理财能力角度，随着个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家庭对金融投资风险的把控能力也将不断加强，加之对未来预期收入的增加和消费观念的升级，居民对收入在当前消费、储蓄和其它金融投资三个方面的分配会更加合理，从而有助于消费即期效用和终生效用的提高。 再者，除收入变化渠道外，受教育程度还能够通过非货币途径对消费产生影响。 如果把搜寻商品、购买商品和使用商品的能力定义为非货币化的消费能力，那么这种能力的高低必然与个体的受教育程度相关。 此外，由于个体在接受教育期间的支出多由父母承担，因此其在此期间的消费水平与父母收入水平、消费理念有很大关系。 这种消费代际传递关系决定了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父母不仅对当前家庭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升级存在正向影响，也会对子女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产生正向影响。基数效用论认为，家庭效用是家庭消费的函数，消费水平越高，个体的消费效用就越大。 根据拉姆齐模型的假设条件，在每个时点上，家庭将其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之间进行分配，以实现消费终生效用的最大化。教育程度提升居民消费效用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影响家庭的收入水平，间接对居民消费效用产生影响；二是通过消费技能和认识的提高、投资理财能力的提升和父母的代际传递，直接对居民消费效用产生影响。 也就是说，教育程度主要通过收入、消费理念、消费技能、投资理财、代际传递五个方面对居民消费的即期效用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进而对居民消费的终生效用也产生影响。
主要假设
H1:居民受教育年限越长，即期消费水平就越高。
H2:居民消费的终生效用与受教育年限呈“Ｓ”形关系，即居民消费的终生效用与居民受教育年限呈正相关关系，但在受教育年限达到某个值之前，居民消费的终生效用加速增长，之后减速增长。
测度指标体系
模型见底部原文，指标如下：
家庭消费、受教育程度、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家庭净资产、家庭所在区域、家庭所在地区、家庭人数、家庭经济库中的家庭人口数项、家庭主要收入来源、16岁以下人口占比、60岁以上人口占比、家庭最高受教育者的年龄、工作年限、男性户主的健康程度、配偶的健康程度、男性户主的网络参与、配偶的网络参与
实证数据期间与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数据库。 CFPS 的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2018年 CFPS 通过三阶段共抽取19986户作为被调查对象，实际完成约15000个家庭的访问，采集个人问卷约44000份，形成了内容不同、功能差异的四大数据库：家庭成员数据库、家庭经济数据库、个人自答数据库和个人代答数据库。 本文变量的数据主要来自家庭成员、家庭经济和个人自答三大数据库，数据内容既包括家庭层面的家庭成员关系、家庭收支、家庭资产、家庭人数等信息，也包括个人层面的教育信息、就业信息等。 本文以家庭为单位从CFPS2018抽样总体中选择户主和配偶年龄在22～60岁之间且没有退出劳动市场的完整家庭为对象，经过整理和删除无效样本后，共获得7262个家庭样本，其中城镇家庭3732户，农村家庭3530户。
结论
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的即期效用具有正向影响，即随着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即期效用也逐步提高。 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即期效用的影响不仅具有直接效应，还有收入的中介效应，且前者大于后者。 并且，相比于农村样本，教育程度对城市样本居民消费即期效用的两种效应值均表现得更为显著；中部地区的两种效应值均高于东、西部地区。 以上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 进一步研究表明，居民消费的终生效用与受教育年限呈“Ｓ”形变化关系，增长速度在本科学历时达到最大，但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终生效用的增加始终具有正效应。
小结
本文也选择了工具变量法作为稳健性检验的途径之一，工具变量的选取思路如下：
选取的工具变量为调查对象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通常越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子女工作后的收入、消费等影响即期效用的变量关联性不大。
因此，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和相关性条件。
还有一个有趣的点：
从区域层面来看，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即期效用的直接效应以及收入的中介效应，中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 原因可能是，在中部地区工作的居民，收入水平高于西部地区，但住房、交通工具、医疗等非居民消费性支出方面低于东部地区，从而使得中部地区的个体在消费品的支出和选择上更加自由。 从城乡层面来看，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即期效用的直接效应和收入的中介效应，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高于农村户口的居民。 这可能是因为，出生于农村的居民，进入城市后需要承担的非居民消费性支出更多，尤其在高学历的农村样本上表现得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