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出口会降低外地户籍的“收入溢价”吗__陈昊
陈昊,王柏皓,谭薇.城市出口会降低外地户籍的“收入溢价”吗?[J].财贸研究,2022,33(01):14-25.
研究问题
从出口贸易的视角考察城市开放对外地户籍“收入溢价”的影响
理论机制
由于在同一个城市里，平均而言，外地户籍劳动力往往获得了比本地户籍劳动力更高的收入，因此外地户籍劳动力与本地户籍劳动力的收入差距称为外地户籍的“收入溢价”。
城市出口对城市内部不同户籍地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主要基于“筛选 －匹配”和出口外溢效应。 开放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与经典理论中总能保持出清的劳动力市场假设存在本质不同，空位和失业可能并存的原因，是搜寻需要成本和筛选存在门槛。出口的筛选机制原本只针对企业而言，指的是出口企业面对国际市场更高的生产率要求，必须拥有更高劳动生产率的员工。 为了招聘到更有竞争力的员工，出口企业往往比内销企业设立更高的招聘门槛，以保证企业员工的高素质和高能力，因此在企业的筛选和劳动力与企业的匹配互动后，出口企业将获得相对高技能的劳动力，而将低技能劳动力排除在工作岗位之外。 由于城市里面往往同时存在内销企业和出口企业，因此出口的筛选作用也能通过两类企业招聘员工技能结构的分布差异，最终体现到城市层面：出口规模大的开放城市往往拥有更多和（或）更强的出口企业，因此城市整体的企业“空位”偏向于更多地招聘高技能人才，而劳动力流入城市，必然需要企业提供就业岗位以维持其城市生活开销，如果无法在城市找到出口企业提供的工作，就会放弃流入城市或选择进入内销企业。如果外地户籍劳动力放弃流入本城市，当然直接体现了“筛选作用”，而如果选择进入招聘门槛较低的内销企业，由于外地户籍劳动力相对本地户籍劳动力而言需要承担更多的异地安居成本，例如租买房、构建新的人际网络、对新城市的适应等，内销企业能够提供的收入待遇相对有限，同样也造成外地户籍劳动力的被动流出，出口企业的筛选作用就上升到城市层面，表现出“城市筛选”模式。 出口外溢效应与之类似，在出口规模大的开放城市外溢效应同样会体现在城市层面，即出口规模增长会提高城市内部其他内销企业和非企业单位的收入水平。
城市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分布，或者严格表述为就业“空位”分布，取决于城市的经济主体结构。任何城市都能提供一些非市场型岗位，例如政府机关和部分事业单位提供的就业岗位，另外则主要是由企业提供的市场型岗位。 公务员和部分事业单位提供的非市场型就业空位，一般容易由本地户籍劳动力匹配获得，原因有二：第一，很多非市场型岗位要求应聘者拥有本地户籍或对本地户籍应聘者优先考虑；第二，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很多本身就能解决员工的本地户籍，从而使外地户籍劳动力转变为本地户籍劳动力。 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外地户籍劳动力都会更多地集中在企业部门。 一个更加开放的城市之所以出口规模较大，是因为城市中从事出口的企业较多或（和）较强。根据出口的筛选作用，外地户籍劳动力最终匹配到出口企业空位，必然通过更高的门槛筛选，从而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效率，获得更高的收入。 与此同时，本地户籍劳动力中无法获得非市场型岗位的人员，也将接受同样的筛选机制进入出口企业从事工作。 由于出口企业筛选门槛普遍提高，进入出口企业工作的员工无论是外地户籍还是本地户籍，都具有较高的能力和素质，当然会获得更相近的收入，因此出口规模更大的城市，在出口企业工作的外地户籍与本地户籍劳动力收入差距应该相对更小。 出口起到了降低出口企业内部外地户籍收入溢价的作用，这是出口的筛选作用。
更加开放的城市，存在更显著的出口技术外溢效应。 由于出口企业生产效率普遍较高，更有利于通过竞争带动和管理经验交流等方式，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传授给内销企业，从而提高内销企业的生产率。 更重要的是，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发展，产品生产分工逐步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形成纵向深入，出口企业产品的生产可能需要更多内销企业提供原材料或技术合作支持，这有利于扩展内销企业的利润空间，最终提高内销企业员工收入水平，所以出口也能够降低出口企业和内销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总之，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在内销企业工作的外地户籍收入溢价应该更小。除了技术外溢效应，出口本身还具有收入外溢效应，这可以用于理解不在企业工作的劳动力的收入变化。 首先，一个更加开放的城市长期而言往往能够拥有更强的财政实力，获得更充足的税收、提供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务，当然也就会提高公共服务部门员工的收入；其次，开放城市能够吸引更高层次人才进入，从而提升城市的整体生产率，进而提高从事各类工作的本地户籍劳动力收入，缩小城市内部外地和本地户籍劳动力收入差距。 当然，由于职业收入差距是形成非职业收入差距的基础，因此缩小职业收入差距必然带来非职业收入差距的缩小。
测度指标体系
模型见底部原文，指标如下：
年总收入、年劳动收入、出口、户籍所在地、性别、年龄、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工作年限、单位性质、户籍性质、婚姻状况、拥有房产数量、清末官派留学生籍贯虚拟变量、清末开放通商口岸城市虚拟变量、户籍变动情况
实证数据期间与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
结论
城市出口规模增长可以显著降低外地户籍收入溢价。 因此鼓励出口和坚持对外开放应该是保障收入平等的有效手段。 担心开放加剧不平等，至少从本文研究视角来看是没有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城市出口降低外地户籍收入溢价的实现机制。 本文认为，出口会通过筛选作用平滑出口企业内部及出口和内销企业间的外地户籍和本地户籍劳动力收入差距，并通过正向外溢效应提高不在企业工作的本地户籍劳动力收入，因此出口能够降低外地户籍收入溢价。 为了证明这一点，对在企业工作的外地户籍和本地户籍劳动力、不在企业工作的本地户籍劳动力重复回归工作，实证结论均支持机制存在。本文还基于本地户籍获得时间存在的差异，考察城市出口降低外地户籍收入溢价的异质性。 在城市长期居住的本地人抵制城市开放的理由，往往是担心开放只能缩小外地户籍劳动力和新获得户籍的本地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作为城市的“原住民”只会承担外地人口进入带来的成本。 本文研究证明，无论是出生时户籍就在本地的劳动力，还是后来获得户籍的本地劳动力，随着城市出口的增长，其收入都会显著提高，并与外地户籍劳动力形成越来越小的收入差距，开放将带来全面的收入平等。
小结
本文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所选取的工具变量很有趣，居然有这样好的数据：
城市出口规模的内生性：当使用城市出口额作为该市劳动力收入水平的解释变量时，有可能观察到出口规模大的城市劳动力收入高，其实是因为能力高的劳动力更愿意向开放的城市流动，从而产生选择性偏差。 为此本文分别选择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籍贯和清末开放的通商口岸作为工具变量，考虑到交互项的存在，因此以这两个工具变量分别交互户籍所在地作为交互项的工具变量，以期减轻内生性造成的估计结果不一致。由于对外开放视野和人力资本都存在代际传递效应，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籍贯与现在的城市出口规模存在相关性 （这当然还需借助回归后进行的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加以证明），且外生性能够得到保证。
关于证明工具变量的外生性：
Angrist et al.（1991）建议将怀疑有内生性的解释变量与工具变量一起放入回归方程，如果在控制其他解释变量的条件下，工具变量对结果的影响不显著，就可以证明工具变量仅仅是通过影响内生变量来影响结果的，从而证明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另一个更间接但或许更严谨的方法是Nunn et al.（2011）提出的“证伪检验”：如果工具变量真正严格外生，即工具变量只通过存在内生性的核心变量这个唯一渠道影响因变量，那么对不存在核心解释变量背景的样本，直接放入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将不会对因变量产生与基准回归方向相同的显著影响。还有一种方法是直接检验工具变量与其他可观测的解释变量是否相关。 如果不相关，虽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工具变量不外生的担心，却不能避免工具变量通过影响那些未观测因素间接影响因变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