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失衡之谜——基于城市便利性视角的分析_张松林
张松林,樊士德,郑好青.中国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失衡之谜——基于城市便利性视角的分析[J].财贸研究,2021,32(11):16-26.
研究问题
将城市便利性引入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分析框架，以解析中国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失衡的形成机制
理论机制
1.土地城市化对城市便利性程度的影响
由农地非农化带来的城市空间扩张就意味着土地城市化。在土地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征地方式低价获得土地，再通过“招拍挂”方式高价卖出。这种高额的价格差使地方政府具有推动土地城市化的强大动力。地方政府征地主要用于商住和工业用地。在商住用地方面，地方政府采用拍卖、招标、挂牌等方式以获得最大化的土地出让收入。已有研究得出，临近公园、交通站点、商服中心、中小学、优质医疗设施的地段具有相对更高的地价。因此，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商住用地土地出让收入，地方政府往往采取提高城市便利性程度的方式。例如，在许多大城市中，地方政府往往围绕新开发的居民楼规划公园、地铁口与名校分校区等。在工业用地方面，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目的是促进招商引资，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对企业来说，为了能够吸引并留住人才，需要地方政府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城市便利性。现实中，许多城市一直以来都在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提高教育便利性、医疗便利性等来吸引各类人才。同时，企业的生产与销售等经济活动也需要各种配套的便利性设施。此外，土地城市化的典型特征就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其提供了提高城市便利性程度的载体和基础。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张，大量农用地被转为建设用地，在此过程中能够促进城市便利性程度提升的基础设施不断涌现。而且，土地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地方政府城市规划的过程，其具体的推进形式就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推进和房地产的快速发展，而这正是显著改善城市居民居住条件和环境的重要支撑。土地城市化对城市便利性程度具有正效应。
2.城市便利性程度对人口城市化的影响
城市便利性是吸引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重要动力。中国土地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提高的城市便利性程度是否成为推动人口城市化的重要动力取决于城市便利性程度的提高是否同步提高了农村迁移人口到城市后所获得的便利性程度。由于农村迁移人口到城市后所获得的便利性程度是城市便利性程度与农村迁移人口对城市便利性获得程度之间的乘积，所以，城市便利性程度的提高能够提高农村迁移人口到城市后所获得的便利性程度，从而对人口城市化具有正效应。然而，城市便利性程度的提高又能通过影响农村迁移人口对城市便利性的获得程度对人口城市化产生“间接效应”。随着城市便利性程度的提高，户籍制度和快速上升的房价却降低了农村迁移人口对城市便利性的获得程度，进而降低农村迁移人口到城市后所获得的便利性程度，从而使城市便利性程度的提高对人口城市化产生的“间接效应”为负。因此，城市便利性程度的提高对人口城市化所产生的总效应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但由于“直接效应”为正，而“间接效应”为负，所以总效应的正负是不确定的。
测度指标体系
模型见底部原文，指标如下：
被解释变量: 便利性程度
核心解释变量: 土地城市化
控制变量：政府干预程度、产业结构、科教支出占比、工资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度
实证数据期间与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等大城市。各城市 2008—2017 年的年度 CPI 数据来自 Wind 数据库，年末常住人口收集于各城市地方年鉴及统计公报，其余数据都来自 2009—2018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市辖区数据。由于部分城市的行政区划全部属于市辖区，所以出现了市辖区年末总人口等于全市年末总人口的情况。因此，本文剔除出现这种情况的厦门、深圳、海口。此外，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本文剔除数据缺失较多的拉萨。最终，本文选取 32 个大城市作为样本。对于少部分年份数据的缺失，本文取缺失数据年份前后两年的平均值近似替代。
结论
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有动力推进土地城市化，且土地城市化对城市便利性程度具有正效应，但由于户籍制度和快速上升的房价限制了农村迁移人口对城市便利性的获得，土地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提高的城市便利性程度对人口城市化却具有负的总效应，从而导致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失衡。此外，五大城市群城市的便利性程度对人口城市化的负效应大于其他城市;东部城市的便利性程度对人口城市化的负效应大于中西部城市。针对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失衡的情况，本文认为应提高农村迁移人口对大城市便利性的获得程度，让大城市便利性在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应有的市场调节作用。
小结
在内在机制讨论中：
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有动力推进土地城市化，且土地城市化的推进对城市便利性程度具有正效应，但由于户籍制度和快速上升的房价限制了农村迁移人口对城市便利性的获得，土地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提高的城市便利性程度对人口城市化虽能产生正的“直接效应”，但这种“直接效应”却小于由其产生的“间接效应”，进而使其产生的总效应为负，导致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失衡。导致中国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之间失衡的关键在于，随着大城市便利性程度的提高，户籍制度和快速上升的房价降低了农村迁移人口对城市便利性的获得程度。大城市便利性程度对户籍松紧程度的影响显著为负，对房价收入比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大城市便利性程度的提高的确会收紧户籍制度以及推动房价上升。这验证了户籍制度和快速上升的房价是导致中国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之间失衡的两个关键因素。